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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

2019-05-18 10:21:21

一、近代史上的两种文化保守主义

近代以降,面对飘洋东来、以新型工业资本社会形态为背景的西方文化咄咄逼人的挑战,中国本土文化能否继续延展其几千年来不绝的生命,曾是思想界长时间纷纭不决的1大公案。文化保守主义便是在这场争论中对此始终持肯定态度,并身体力行地为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魂而呐喊的一种社会思潮或学术流派。

说到保守主义,人们总不免将落后、守旧的贬义与之联系在一起。这类看法,固然有其一定的依据,但是决不全面。由于它还常常用来指对社会事物的变迁更倾向于保持其延续性和渐进性,以力求稳健的某种观念或意识。本文所讨论的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主要便是依据这一含义界定的。

在关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讨论中,有人认为这一思潮在我国发端于十九世纪末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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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文经学及其建立孔教之说,(注:见欧阳哲生《中国近代文化流派之比较》,《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也有的将其上溯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注:见何晓明《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5期。 )乃至还有把近代初期的封建正统派直到“五四”以后的新儒家同作为“文化传统主义”思想脉络在各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加以综论的。(注:见罗福惠《概论近代以来我国文化传统主义的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这些不同的说法, 表明各家对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界定标准尚存在着分歧。因此,在讨论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之前,自应先对其略作说明。

我们认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近代”两字,依照我国学术界的通常用法,一般包括着两层涵义:1是时段概念,即指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或1949年建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一是社会形态概念,即指封建社会结构遭破坏而进入资本主义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而在考察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时,对后1概念的把握显然更加关键。广义地说,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或思想,各个时代都可能有,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极其悠久的国家,文化保守主义更有着十分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传统。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个十足的文化守旧主义者,在礼崩乐坏的年龄末期,他不但主张“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还为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作了大量工作。其流风所被,使后代的儒者对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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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演变大多偏向于一种保守持重的意态。进入近代以后,那种以保护封建制度为目的,深闭固守传统文化的一切,拒绝任何变革,或坚持封建制度及其文化性质和主体不可变的守旧观念,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势力。但由于这类观念无论从内容还是表现方式看,都与一般封建社会的文化保守观念无本质的差别,故虽然它是近代社会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从社会文化形态的角度审视,仍非我们所说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由于严格意义上的的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应当是一种具有自觉的近代意识或以这种意识为主导的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近代的历史时段中,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保守主义。

一种是封建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不但主张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固守一切传统,拒斥各种异端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加入,还极力要求在*上保持旧有的封建制度或其主体。从近代前期视一切洋货洋物为“奇技*巧”而深恶痛绝的封建正统派、洋务运动时期的顽固派,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屡屡掀动复辟污流的封建遗老,都是这一文化保守主义血脉相承的思想代表。至于洋务派的文化观,虽然反映了晚清封建统治团体中较为务实一派的思想,并且最初还是以顽固思想的对立面出现的,但因其基本立场仍在于保护封建制度,故本质上,也只能流为一种封建保守文化的变形。在其所设定的社会文化体系中,体现封建制度根本利益及其意识形态精神的“中学”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具有近代意义的西学或新学只不过是一种辅助和补充,且这类有限的西学吸纳,也是以不损及封建秩序的稳定及其统治利益为绝对前提的。因此,自戊戌变法到二十世纪初年,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与先前的对手顽固派,思想上实已合为一流,《劝学篇》在当时遭到上自慈禧太后,下至地方劣绅叶德辉、苏舆等顽固派人士的交口称誉,便是一种明证。

另一种是近代式的文化保守主义。他们虽然也对传统怀有强烈的依恋感,并且十分强调文化变动的历史延续性,始终倾向以传统文化为根抵或主体的近代文化建设进路,但却其实不因此盲目维护传统社会体制。他们不但能以理性的姿态看待和认肯整个社会的近代化趋势,有的还积极投身推翻封建专制和建设现代民主制度的革命实践。即使对于所钟爱的传统文化,也不一味偏袒,而是有所反思和批评,其文化观的内涵和关心目标都已显现出一种背离封建的近代文化建设意向。从章太炎到“五四”以后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无不具有这样的特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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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史华慈(B. Schwartz )所谓“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现状的‘社会*的保守主义’。许多中国‘文化的守旧主义者’,多半很清楚哪些是该保存下来的文化要素。”(注:史华慈:《论保守主义》,《中国近代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3页。)指的正是这类文化保守主义。

依据这样的界定,可以看到,自1840年到1949年的整个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化可明显地划为2个阶段:十九世纪末之前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居主流时期,此后则为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形成发展时期。

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所以在近代前期的思想界仍能保持主导的地位,不仅在于凭藉其原先在旧体制下构成的深厚根基及其社会意识形态机制运作的惯性影响,还在于中国社会的进入近代,本非其内部诸近代因素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大的运动中被裹挟卷入近代化潮流的。这类被动的进程,不但使之在封建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和瓦解的同时,未能直接走上正常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使其近代文化的酝酿发展呈现出一种滞后状态。加之当时社会上下因普遍仇恨西方列强的侵犯行动,对近代西学的输入亦往往连带而生防范之心。以致在进入近代社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代表新社会形态的文化因素还没法构成一种自觉意义上与封建文化相对抗的力量。

但是,到十九世纪末以后,情况便产生了变化。一方面,随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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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并登上*舞台,以及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渐次展开和新文化观念在学术、教育、社会习俗诸领域的传播渗透,使全部封建文化秩序的权威大为衰落,纲常名教也遭到抨击,以至于谭嗣同激烈地发出了“数千年来,3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注:谭嗣同:《仁学》上八。)的呼声。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半个多世纪以来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步步失败的实践,也使其走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特别是戊戌政变至庚子间保守派疯狂弹压维新、盲目排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种种丧权辱国的行径,更使其昏态毕露,人心尽失,并直接导致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影响一落千丈,不复可振。固然,这并不是说封建文化保守主义从此已告绝迹。事实上,直到“五四”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其遗绪仍然存在,只不过因声名狼藉,在思想界已说不上有什么公然的号召力了。另外,在考察近代史上的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时,还应注意一个事实: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和文化思潮演变超乎常态的速率,使置身其中的该派人员构成、运思模式前后也不无一些变化。大抵说来,到二十世纪初年,全部封建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实际上已成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完全合流之势,朝廷中最为固执的一批大臣如徐桐、刚毅、赵舒翘等,经过庚子事变,或死或关或杀,剩下的迫于时势,在观念上遂向洋务派靠拢,1901年清政府颁布的“新政”,便是这种保守*的实际运作。而辛亥革命以后,这一阵营又加入了部份本来有立宪偏向的人物,显得流品更杂,甚至对晚清维新派的某些主张也有所接受。这类现象的存在,自然并不意味着它的封建保守主义基本立场有所改变,但却深入地反应了在时代大潮一往无前的冲击下,旧文化势力无可奈何、步步退却的窘态。

在中国,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形成于2十世纪初年。这是一种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文化观,细审其*偏向、运作目标和价值观念,都与前述封建文化保守主义有着本质和形态的差异。故在考察和评判这一文化现象时,不能简单视之为封建文化保守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变形派生物,因为它本非这根藤上结的瓜,它的产生实在是别有更加现实的缘由。时下有些人谈及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常常喜欢用“中体西用”几个字来概括其文化观的基本偏向,甚至说他们仍未脱出洋务派的思想框架,并以此来确认洋务派为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源头。我以为,用“中体西用”的词义来概括某种思想结构的状态未尝不可,但因此而将这种思想结构与晚清洋务派一概划上等号则大可不必。由于“中体”两字的涵义本可作不同的理解,洋务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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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指的是政教合一,即以君主专制为载体的政统和名教纲常为核心的道统相结合的封建文化体制;而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所肯认的“中体”,则更重视于体现民族历史精神的文化传统,他们不但将中国文化的道统与旧政统分离出来,还极力赋予其非封建性乃至现代意义的诠释,两者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我们不能由于现代学者陈寅恪自述其“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便将其思想完全等同于洋务派一样。

诚然,由于这两种文化保守主义所凭藉的基本思想资源都是传统文化,其语言的表述、概念的使用乃至某些观念,常不免有类似之处,以致在“五四”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常常被进步学者一概视为封建文化的余绪而加以斥责。近年来对文化保守主义的研究,则又有另一种倾向的出现,行将某些本属封建文化保守主义范畴的思想或人物混淆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加以评判。这类认识上的偏差,固然是由文化保守主义本身所具的历史复杂性所造成的,但是,如果要对这1近代文化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我们便不能不首先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保守主义作出比较严格的区分。

2、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流变

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以在二10世纪初年的中国出现,有着广泛的国际背景。据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的考察,保守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几乎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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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观念并生的,近代以来,欧洲各国都出现过它的身影。在亚洲,这类以“反对西化”为主要特征的思潮直到“一次大战后才显其重要性”。(注:艾恺:《民初时期的文化守成论者:在世界史视野上的中国反现代化思潮》,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12—1927)》(下册)1984年版第1025、1079页。)就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而言,这一思潮的构成,除了一般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的迷恋外,还与以下二个因素的刺激直接有关。

一是西方列强侵华程度的加深和由此带来的严重民族文化危机感。虽然民族文化危机感的产生并非始于二十世纪,但在此之前,这类危机感最多只是局部的而非整体的。鸦片战争以后,一部分明智的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已发觉到中国文化的某些缺陷,不过其最初的着眼点大多集中在制器制物等技术方面,以后才逐渐注意到经济及某些*制度问题。直到十九世纪末,大部分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主体仍然十分自信,以为“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即西人对此,亦何尝尽废。故法制、器械、工艺可变,而伦纪、圣道、心术皆不可变,“本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注:张之洞:《劝学篇》“明纲”、“循序”。)连持维新观点的郑观应也主张:“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而非孔孟之常经也。”(注:郑观应:《危言新编·凡例》。)然而庚子事变后,瓜分危机的空前加重和西学输入潮的急遽涌起,不但极大地打击了这种盲目的中国文化优越感,还使一些爱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特别是西方列强利用其文化优势实行侵犯扩张的“灭国新法”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其时充斥在《国粹学报》上的各种“保教存学”言论便十分典型地反应了这种思想动向。在他们看来,数千年来中国社会虽屡经衰乱,但文化上却始终一脉相承,从未遇到过强有力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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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自3代以致今日,虽亡国者以十数十,而天下固未尝亡也。何也?以其学存也。而今则不然矣,举世汹汹风靡于外域之所传习,非第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观其所以施于用者,富强之效,彰彰如是,而内视吾国委靡颓朽,不复振起,遂自疑其学为无用,而礼俗政教将一切舍之以从他人。循此以往,吾中国十年后学其复有存者乎?”(注:潘博:《〈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905年第一期。)更有甚者,一些人震于西洋的发达,竟“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正大光明之语言文字废之不用,1惟东西之言文是依……而庸讵知其自国之粹先已蹂躏而国将无与立欤!”(注: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政艺通报》1903年第24号。)须知近代以来,西方英、俄等列强侵灭某些弱小国家,就是采取变乱其国学语言,进而灭其种性的手段来实现的。强烈的民族文化整体危机感,激起了他们试图以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犯,进而“保国保种”的文化保守意识。

二是其时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暴露的种种弊端引发的文化回归情绪。由于历史机缘的凑合,当二十世纪初中国刚开始大规模输入和学习西方近代*学说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因本身暴露的不少弊端,正在遭到人们的批评,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反差。近代工业资本的发展,固然增进了社会的极大进步,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内在矛盾。1825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英国首先爆发。十九世纪中叶后,又波及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使其体制内的各种矛盾渐趋激化,由此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满,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派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抨击。如英国的飘锦(A. W. Pugin, 1812 —1852 )、 纳斯钦(JohnRuskin, 1809—1900)与莫理斯(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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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ris, 1834—1896)便都指责资本主义“功利文化丑陋、非人的种种影响——工人退化成为机器而没有表达本身的自由;所有事物的卑鄙地商业化——包括宗教与艺术;自然美的破坏与艺术的猥琐化,他们攻击现代都市的种种病态、贫病、丑恶与无情。对他们而言,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根殖于自私、个人主义的放纵与物资主义当中”。(注:艾恺:《民初时代的文化守成论者:在世界史视野上的中国反现代化思潮》,见前引本第1067页。)法国的蒲鲁东(Proudhon, 1809—1856)、俄国的巴枯宁(Bakame, 1814 —1876)和克鲁泡特金(Kropotnine, 1842—1921)也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对现实作了否定。在此风气的鼓荡下,一些国内学者开始对中国效法西方资本社会的改革前景表示疑虑。如刘师培在受到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影响后,便认为:西方立宪共和之国制定法律的议员,“不为贵族,即为资本家,故所定法律,名曰公平,实则贵族资本家咸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所谓议员选举,皆贿赂公行,全靠财力运动,毫无公正可言。而“振兴实业,名曰富国,然富民愈众,全国之民悉陷于困穷之境,则实业之结果不过为@(原字月加竣右)削贫民计耳”,结果只是加重了贫富两极分化。因而,除非将来实行无政府主义,若处有政府之世,为人民幸福计,连西方物质文明亦有不如无。“至于西人之*,1无可采”,“若欧美日本之制果推行于中国,则多数人民失其幸福及自由,其陷于困难必较本日为大苦。”(注:何震、刘师培:《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报》第六、七期,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二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54—956页。)在这种情形下,还不如按照托尔斯泰的主张,回到中国农业社会去。章太炎在1908年发表的《代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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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否论》,同样也表现出这样一种文化回归的偏向。这一现象,正有助于我们理解何以刘、章等人在*上一度接受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之时,文化上却依然不改其国粹主义的保守立场之故。

从全部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进程看,虽然这二个因素的影响力度会因各时期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却是一直存在的。这就表明,文化保守主义在近代中国始终是作为西力东渐和“西化”的对应物而出现的。

在对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探源中,很多学者都把康有为作为其最早的代表人物,这是可商榷的。康有为的文化观,在倡导儒学并表露出某种世界主义倾向等方面,固然与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相近处,但如从其产生的背景和实际作用看,却并不具有该思潮的典型特点。这是因为,其儒学观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思想界首先是以激进的儒学革新者,而不是以保守的姿态出现的,目的在于模仿西方文化的格局,将儒学改造成西方式的宗教,故就其当时的实际作用而言,对传统儒学的破坏实大于保守的意义。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历史的推进,康有为守旧说不变,其文化观的保守一面始有所凸显,但与整个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却仍隔着相当的距离,与主张维护君主制度的*保守权势却在不断靠拢,对孔学也始终缺乏自觉的清算批判意识而只求将其神圣化,以致很快成为一个在思想界失去影响的过时者。故在我看来,依据前述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特征,中国最早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应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为代表。

国粹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年国内兴起的一股学术文化思潮,代表人物为章太炎、邓实、黄节、刘师培、陈去病、马叙伦等一批具有近代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主张,反应了当时知识界对民族文化深层危机日益严重的某种自觉。面对席卷而来的“西化”浪潮,国粹派诸子深恐国人将失去民族精神的凭藉,因而希望通过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激起民族自信心,抵御外来侵略而“保国保种”。由于这些人大多受过西方近代学术思想不同程度的浸润,其所提倡的“保存国粹”,虽然仍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浓厚依恋感,但在文化建设的取向上,已表现出明显的近代意识。首先,其对传统的尊重,其实不意味着对旧体制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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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上,他们大多反对封建专制而向慕民主制度,有的还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的实践。其次,其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亦非主固守一切旧文化,而是有所批评和取舍,尤重视其中有关民族爱国主义、个人道德修养和民主思想等“真国学”的发掘,而对那些体现封建专制文化的“君学”则公然表示鄙弃。第三,国粹派对当时思想界群趋“西化”的风气虽甚表忧虑,却决无“排斥西学”的主观意图,相反,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都为输入西方近代的社会*学说做过很多工作,在他们所理解的“国粹”中,事实上已夹杂着很多西学的成分。如果将它的文化主张与“五四”以后的各派文化保守主义相比较,便可发现,后者的不少观念都可在这里找到它的雏形。当然,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早期形态,国粹主义的文化理论和实践都还处于比较粗疏和不成熟的状态,其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和释义,有很多地方仍失之牵强,尚未形成具有清晰框架和周密论证的文化保守主义理论体系。

自民国建立到“五四”时期,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演变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一时思潮起伏,流派迭兴。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故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等纷纭聚集于文化保守主义旗下,为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和反对“西化”提出了种种主张,并在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等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活动。

其中,国故派的代表刘师培、黄侃、黄节等皆晚清国粹派之旧班底,不过已失去了往日反清革命时的生气,学术上日趋于偏重考据的国故研究,在文化理论方面则无多建树,加之刘师培*上的声名狼藉,故在思想界实际影响并不大。

学衡派则是以欧美留学归国知识分子为主而形成的一个学术群体,核心人物为吴宓、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等。他们以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为学术阵地,打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旗号,一方面继承晚清国粹派的某些论学宗旨,一方面引入西方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以一种特有的中西合璧式保守情怀,看待并从事现代学术文化的构建。这一派的活动持续时间虽较长,但因其主要精力很快就转向了比较专门的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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