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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秘史張居正功高震主

2019-05-23 09:47:37

嘉靖2十六年(1547年),年僅二十三歲的中進士,這位來自湖廣江陵的年輕進士,志得意滿,從此就踏上了官宦之途。  開始,他在翰林院任編修。當時嚴嵩任首輔,政治腐敗,官場黑暗,張居正滿腔熱情投身于仕途,但當他逐漸了解了政治的黑暗時,又顯得憂郁悲觀起來。在翰林院當了七年編修,他感到很是乏味,因為他徒有滿腹經綸,卻無人欣賞他,因而就稱病辭官回家。在家里種上半畝修竹,一邊則潛心讀書。很快六年時間就悄悄地過去了,他學問大長,在他父親的鼓勵下,他重又進京為官,任國子監司業。公事之余,他頗為注意研討歷代盛衰興亡的經驗教訓,并仔細留意現實政治。不久,世宗病逝,大學士徐階起草遺詔,就征詢了張居正的意見。隆慶元年(1567年),他被遴選入閣,他的仕宦生涯第一次出現了轉機。  為了實現經世治國的抱負,隆慶二年,他向穆宗上了一奏《陳六事疏》,提出應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覆名實、固邦本、飭武備。事事切中時弊,但穆宗也不是一個想有作為的皇帝,雖然他欣賞張居正的才識,但并不采納。穆宗在位只有短短的6年。隆慶六年五月,年僅九歲的登上皇帝的寶座,九歲的小孩正是游玩嬉鬧的時候,現在卻要主掌國事,不由引起朝內外的擔憂,但為張居正輔政提供了契機。  當時的內閣由高拱、張居正和高儀組成,高拱是首輔,高儀則是一個月前剛剛入閣的,張居正與高拱都是穆宗臨終前的托孤重臣,政事固然是由高拱和張居正操縱,但張居正不是首輔,在許多事情上必將要受高拱左右,但他神機妙算,工于心計。高拱則性情外向,對年僅九歲的朱翊鈞,能否勝任皇帝的重任,表示深深的擔憂,他曾在文淵閣向臣僚說:“十歲(虛歲)太子,如何治天下!”話語傳到神宗嫡母陳皇后、生母李貴妃耳中,引發了她們極端的不快。而司禮監秉筆太監馮保公開與高拱作對,并引張居正為外助,于是高拱首輔之位就岌岌可危了。馮保與高拱的矛盾由來已久,嘉靖年間,馮保就是司禮監秉筆太監,隆慶元年,提督東廠,兼掌御馬監事。當時地位最高的司禮監掌印太監缺員,按資歷當屬馮保,但高拱卻推薦了御用監太監陳洪,陳洪之后,又推薦尚膳監太監孟沖。從此,高拱與馮保積怨。陳洪與孟沖又多引誘穆宗沉溺于聲色犬馬之中,致使穆宗身體日壞,這樣也引起陳皇后、李貴妃的不滿,她們自然就親近馮保了。就在穆宗彌留之際,馮保在陳皇后與李貴妃的支持下,取代了孟沖,引發高拱極端不快。于是,高拱想利用內閣和言官的氣力除掉馮保,并同張居正商量,張居正表面答應,暗中卻通知馮保。六月十六日,神宗即位后第一次接見朝臣,高拱悵然前往,以為這次一定是驅逐馮保。可結果卻大出其意外,神宗端然而坐,馮保則立于其旁,馮保宣讀了陳皇后、李貴妃及皇帝的諭旨,高拱被勒令回籍閑住。高拱聽完,幾近昏厥,最后由張居正挾掖而起,狼狽出廷。張居正遂自然地成為首輔。  張居正為首輔后,對穆宗陳皇后和神宗生母李貴妃極力巴結,終究頗受信任,而且尊重馮保,使馮保能和他密切配合。七月的一天,神宗在平臺向張居正面諭:“皇后是朕嫡母,皇貴妃是朕生母,尊號上先生可多加幾字!”按歷朝習慣,皇帝初立,都要尊皇后和生母為太后,因而陳皇后被尊為仁圣皇太后,李貴妃被尊為慈圣皇太后。兩位太后將外朝委政于張居正,內政則交托于馮保,而且她們對年幼的皇帝管教亦頗嚴。慈圣皇太后以羽翼幼主的名義搬入乾清宮,每逢經筵、日講后,她總要神宗重復一遍,嚴厲督責。并極力培植張居正的威信,導致小皇帝對張居正頗有幾分畏敬。一旦神宗有所過錯而不思改掉,慈圣總是說:“讓張先生(居正)知道了,你怎么辦呢!”因而神宗就只好認錯。  政事之余,張居正則輔導神宗讀書。他給神宗安排了經筵和日講的課程。年幼的神宗頗喜歡書法和歷史,張居正就常給他講些歷代帝王治國之故事,并讓人選一些有關君德治道的文章做影格,供神宗臨摹,使年幼的皇帝在寫字中得以啟發。并勸告神宗,作為一代帝王,不應把主要精力放到書法上,而應注意帝王之學,因為古代有許多皇帝,像梁武帝、陳后主、隋煬帝、,宋寧宗都長于詩文書畫,但于國事無補,故應多方學習治國安天下之策。后來,張居正讓人編了一套《歷代帝鑒圖說》,將古代帝王可以效法的善事摘取八十一條,應當懲戒之惡行三十六事,各繪一圖,并附文說明,神宗頗喜歡這套書,而且對張居正的忠誠亦頗為感動。  張居正在小皇帝面前樹立了威嚴,又頗得兩位太后的信任,內廷又有宦官馮保的支持。于是他輔政期間就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以實現其政治抱負。  他首先從整飭吏治開始。張居正目睹了嘉、隆時期的混亂政局,認為其根源就在于吏治腐敗。萬歷元年(1573年)他提出了“考成法”,首先他強調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吏都要做到法之必行,行之必效。對官吏考核逐級進行,督撫、巡按以之考核屬吏,吏部因之督察撫按,朝廷再以之考察吏部之賢否。并且建立隨事考成的制度,以做到事事都有著落,有交代。在考察官吏中,張居正裁撤了一批冗員,獎勵了一批賢能正直官員。同時在中央竭力提高內閣權威,加強中央集權以號令天下,地方上則分清撫、按職掌,明確其職責,并假以事權,使之分工合作,協助督責有司貫徹執行中央法令。同時亦整理了府、州、縣學,核減生員,黜革一批不稱職的學官。  對于邊防,張居正亦很是重視。他一向支持整理薊鎮防務,同時用名將李成梁防守遼東,雖然小王子部數次率眾十余萬騷擾邊境,由于戚繼光、李成梁防守堅固,邊境安然無事。  而張居正當時面臨的最主要問題是財政危機,因此,理財就成為他改革的重點。他大力開展了開源、節流的經濟改革。他一方面裁減冗官冗費,同時對皇室的費用,亦力求節省,以便減少開支,更重要的是在全國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清丈土地,推行一條鞭法的賦稅改革措施,以便增加朝廷的財政收入。  “一條鞭法”的推行,使一部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減輕了負擔,同時減緩了財政危機。它統一了賦役,簡化了征收項目和手續,同時將以戶、丁作為征收對改成以丁、田分擔,也使商人減輕了負擔。它上承“兩稅法”,下啟“攤丁入畝”,是我國賦役制度史上一件大事。  此外,張居正為了發展生產,還注意興建水利,消除黃河水患。嘉、萬年間,黃淮經常泛濫成災,經年不治。因而他重用潘季訓,大力支持他治河,歷經兩年多的時間,終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張居正逐步推行改革的時候,神宗也一天一天地長大了,他敬佩張居正淵博的學識和果敢干練的作風。開始,君臣關系極為融洽,神宗時常關注張居正的生活,有次,張居正在值班時生病了,神宗到暖閣親自調制椒湯賜之。酷暑之日,神宗讓內使給張居正搖扇;數九寒天,則命內使在張居正站著的地方鋪上氈片。張居正亦兢兢業業,盡心盡力。但一旦碰上神宗有錯,張居正往往頗為嚴厲,神宗對待張居正漸漸由敬畏到反感。有次,神宗朗誦《論語.鄉黨》,不經心地把“色勃如也”錯讀成了“色背如也”。立在身旁的張居正厲聲說道:“應當讀作‘勃”!”神宗猛一哆嗦,內心打了一個寒戰,心想“難道這是朝臣對君主應該用的口吻嗎?”因而逆反心理就日益滋生起來。盡管如此,在表面上,他們的關系還是頗為和諧。  萬歷五年九月,張居正的父親去世。按照封建禮教的慣例,張居正必須離職居喪守孝三年。當時萬歷皇帝仍然年輕,經驗不足,還不足以獨掌政事,而張居正謀劃已久的改革還剛開始,因而,神宗下詔書“奪情”,說是公務需要,張居正沒必要離職守孝,而且賻贈甚厚。但當時張居正的政敵如吳中行、趙用賢等,便以奪情為口實,群起而攻之,指責張居正貪戀利祿,說“奪情”是違背倫理綱常,要朝廷罷免張居正的官職。神宗則連下戒諭,廷杖重要份子,停息了反奪情的風波。次年三月,張居正要求歸家葬父,神宗允諾,君臣相見于平臺,相對哭泣,竟難分舍。三個月后,張居正從江陵返京,君臣關系一如既往。  萬歷八年,神宗已經十八歲,這時他覺得自己經書已讀完,政事又有張居正掌理,清閑之至,遂尋求消遣之策,乾清宮管事太監孫海、客用遂挖空心思,極力加以引誘。十一月的一天夜晚,神宗游玩到西城,酒后要小內監唱曲子,小內監張口唱來,曲調皆不和諧,神宗一怒之下將小內監鞭撻了一頓,而且割掉了他的頭發。很快馮保就將此事報告給已搬到慈寧宮住的慈圣太后,神宗馬上被叫到慈圣太后面前,被罰跪下,并狠狠地挨了一頓訓斥,張居正在旁邊一面給皇帝講情,一面請求處治邪佞內臣,孫海、客用被杖,并被趕出內宮。此次懲罰,給已成年的神宗留下了極大的恥辱,他的自尊心大大地受到打擊,對張居正遂埋下了復仇的種子。  張居正志得意滿之際,神宗對他卻日益不滿。張居正晚年對待官員之升任與罷黜,亦多由自己愛憎,他漸漸表現得驕橫起來,但其生前總算享盡了榮華富貴。萬歷十年二月,張居正與世長辭,不久,張居正生前的政敵就紛紜上疏彈劾他。萬歷十一年三月,神宗逐追奪張居正官階。次年四月,又籍沒張居正的家財,得黃金萬兩,白銀十余萬兩,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被逼自殺,次子張嗣修和其他幾個孫兒被發配到邊遠地區充軍。他輔政十年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隨著神宗的報復行動的發生,全都灰飛煙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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