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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满信仰及秘密会党的盛行分析清代关帝崇拜的普及

2019-05-16 20:55:15

一、前言

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羽,习称关公,从宋代以来,关公由人变成神,受人供奉,香火壮盛,历久不衰。元明时期,关公被奉为关圣帝君,简称关帝。清代奉关帝为天神,对关帝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关公信仰或关帝崇拜的起源与变迁,是值得重视的课题,探讨中国文化与民闻信仰,不能忽视关帝崇拜的研究。

中外学者对关帝的研究,成果丰富,举凡关公出生的传说、关公祠庙、关公戏剧、关公显圣、关帝崇拜与佛教关系、传奇中的关公形象等等问题,都有专门论著,具有一定的学术贡献,值得肯定。

关公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名将,近数十年来,中外学者对关帝崇拜的研究,虽然蔚为风气,但是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崇奉关帝,关帝何以享受满族的顶礼膜拜?关帝崇拜与萨满信仰有何关系?却较少受到学者的注意。

八○年代,中国大陆采集到的关公传说,大都限于中国北部,或湖北、四川、山西一带,南部各省的关公传说,较为罕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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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关公被东吴所杀,所以关帝神灵不踏南土。但是清朝是下层社会秘密会党最盛行的时期,关帝在会党活动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撰写的目的,就是利用现存档案资料,探讨萨满信仰及秘密会党的盛行分析清朝北方少数民族及南方下层社会对关帝崇奉的事实,反映关帝崇拜的普及。

二、从萨满信仰的盛行看北方少数民族关帝崇拜的普及

萨满,满洲语读作“saman”,是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称呼跳神巫人的音译,意思是指能够通灵的男女。萨满跳神作法的仪式,是属于一种原始的宗教仪式,萨满口念神词,手击神鼓,身穿奇异神服,头戴神帽,腰系神铃,载歌载舞,札立(jari)助唱神歌,音调配合,萨满受到自我暗示或声色刺激后,开始产生一种人格解离或精神意识的变化,身体开始颤抖,神灵附体,鼓声和舞步愈来愈快,萨满达到无私境地,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后,萨满的魂灵开始出窍,离开躯壳,过阴捉魂,达成附体还阳,起死回生的使命。

萨满信仰盛行于北亚草原地带,以贝加尔湖附近及阿尔泰山一带,表现最为典型。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例如满洲、蒙古、赫哲、索伦、鄂伦春、达呼尔、锡伯等族,都崇奉萨满信仰,萨满信仰的盛行,就是北亚草原社会的共同文化特质。

在初民社会里,都曾产生过巫觋文化现象,或巫术活动,人们相信巫觋充满着各种超自然的能力,巫亲经常使用咒术来驾驭自然,迫使风雨或动物遵从巫觋的意志。萨满就是从原始的巫觋脱胎而来,萨满跳神治病,过阴捉魂,都普遍运用巫术,巫术观念及巫术活动等巫术因素,在北亚少数民族的萨满信仰中,都有十分显著的出现。因此,萨满信仰就是以巫术为主体和主流发展起来的复杂文化现象。

萨满信仰相信万物有灵,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先人崇拜为思想基础,崇拜日月星辰,山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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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也有熊神、鹰神等等,各种魂灵可以相通,可以转移,彼此之间有血缘关系。萨满信仰的性质既然是属于一种多神崇拜的文化现象,这就决定了它并不排斥其他外来宗教的特点。

道教本来就是由原始巫觋信仰发展而来的民间宗教,与萨满信仰存在着许多共同性质。历代以来,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长期接触佛教思想后,对佛教神祗,并不排挤。早在隋唐时期(589一906),东北靺鞨族的统治者,已经开始笃信佛教。在黑龙江宁安县白庙子村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出土的舍利子等佛教物品,证实了隋唐时期的靺鞨族已经开始信仰佛教(1)。金代(1115-1234),女真族大批南迁后,受到汉族更大的影响,女真社会崇信佛教及道教的风气,更加盛行。佛教和道教的神只都先后进入了萨满信仰的神祗行列,使萨满信仰的神祗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了诸佛菩萨外,关公也登上了萨满信仰的神坛。

三国时期的蜀国名将关公,从唐朝以来,中原内地对他的崇拜,已经很盛行,而且逐步成为佛教和道教共同崇拜的神祇。佛教寺院尊关公为伽蓝神之一。唐高宗仪凤年间(676-678),佛教禅宗北派六祖神秀在玉泉山建造佛寺时,即以关公为伽蓝神。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赐关公玉泉寺庙额为“显烈庙”。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因关公神力破除解州盐池蚩尤祸患,加封关公为崇宁真君,追赠“忠惠公”。大观2年(1108),加封关公为“武安王”。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封为“壮缪义勇王”。

基于*的需要,元、明两代对关公也大加勅封。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勒封关公为“汉关帝寿亭侯”,开始称关公为“帝”。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明廷勅封关公为“协天护国忠义大帝”,道教尊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简称关圣帝,或关帝,尊号显赫。

关帝崇拜传入辽东后,很快地被女真人或满族等少数民族所接受。这位由英勇善战的忠义名将演化而来的神祇,对崇尚武功,恪守信义的边疆民族,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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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女真部落首领与明朝边将盟誓时,照例要请出双方都笃信的关帝神像。例如明思宗崇祯九年(1636)十二月,宣大总督卢象升奏报,是月初八日,山西大同署杀胡堡守备高鸾,与蒙古台吉议定边约,宰杀黑牛一只,乌鸡1只,请来关圣帝神像,傍立大刀二口,下立腰刀四十余口,摆设香案祀奠,用黄表写立台吉、头目年庚誓状一通,歃血盟誓,将血酒抛天徧饮,宣誓恭顺明代,出力报效(2)。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脍炙人口的章回小说,书中描写关公的神武忠义,既生动,又感人。清太祖努尔哈齐好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从中吸取*、军事谋略,关公的勇武形象,也成了努尔哈齐心目中的楷模。清太宗皇太极也非常喜爱阅读《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小说几乎成为努尔哈齐、皇太极父子制订内外国策、作战方略,乃至为人处世所不可或缺的根据。

皇太极在位期间(1627-1643),曾命达海等人将《三国志通俗演义》翻译成满文,多尔衮摄政期间,又命满族学士查布海等人继续翻译,校订刊刻,颁给八旗将领,成为他们学习兵法的秘籍。满族社会普遍的崇奉关公,确切是受《三国志通俗演义》满文译本的重大影响。清人王嵩儒就说过,“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志演义》为兵略,故极崇拜关羽。其后有托为关神显灵卫驾之说,屡加封号,庙祀遂遍天下。”(3)《三国志通俗演义》满文译本在满洲社会的广泛流传,对关公的神武忠义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关公就这样以战神的形象进入了满洲等少数民族的社会,为各少数民族所顶礼膜拜。

《三国志通俗演义》满文译本附有关公本传译文,译出罗马拼音,并附录汉文如下:

juwan bithe de henduhengge,guwan gung ni bi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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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de,saisa be gingguleme daifu hafasa be kunduleme,

fejergi be gosime,ishunde becunure urse,guwan gung

de hab?anjiha de,guwan gung nure omibume acabumbi.

niyalma tem?endume becunumbihe de hab?ara be jend-

erakūofi,kemuni hendurengge mafa aikabade joborahū

seine,tere fou i niyalma sirkedeme hab?ahakūbi.tuttu

ofijulge te i urse gemu tukiyeme guwan mafa seme

hedumbihedi.jang i de banjitai hatan furu,udu der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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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se be kundulecibe,fejergi niyalma be gosirakū,yaya

niyalma becunufi hab?aha de urn waka be fonjirakū

gemu wame ofi,amala nlyalma wara de geleme hab?-

anarakūbihebi,tuttu ofi guwan gung de ingen hab?ara

be jenderakūi de de irgen geleme hab?arakū.terei

wesihun ujen ningge tuttu kai.

传曰:关公在生之时,敬重士大夫,抚恤下人,有互相欧骂者,告于公前,公以酒和之,后人争斗,不忍告理。常曰:恐犯爷爷也。时人为此不忍繁实焉,故自古迄今,皆称曰:关爷爷也。张翼德平生性躁,虽敬上士,而不恤下人。凡有士卒争斗,告于飞前,不问曲直,并皆斩之。后人为此,不敢告理,但恐斩之,所以关公为人民不忍犯,翼德为人民不敢犯,其贵重也如此(4)。

引文中叙述关公“敬重士大夫,抚恤下人”,张飞“虽敬上士,而不恤下人”。天聪七年(1633)六月,明将孔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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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仲明等率领部众归顺满洲,皇太极欲行抱见礼,以示隆重,诸贝勒反对抱见礼,请以一般礼仪相见。皇太极即引用关公敬上爱下的故事,对降将行抱见礼。他说:

昔张飞尊上而陵下,关公敬上而爱下,今以恩遇下,岂不善乎?元帅、总兵曾取登州,攻城略地,正当强盛,而纳款输诚,遣使者3,率其兵民,航海冲敌,来归于我,功孰大焉?朕意当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5)。

相见礼仪议定行抱见礼,孔有德等降将向皇太极叩头后,抱膝相见,请贝勒俱行抱见礼。

天聪九年(1635)三月,皇太极遣朝鲜使臣李俊回国,并致书朝鲜国王,《满文原档》详载国书内容,书中记载皇太极曾引黄忠落马,关公不杀的一段故事来指责朝鲜国王的背信弃义。《满文原档》有一段记载说:

julge howangdzung, guwan gung ni emgi afara de

morin of tuheke manggi, guwan gung wahakūmorin

yalubufi dasame afahangge uthai waci ton akūseh-

engge kai,guwan gung jiyangjiun bime jurgan be d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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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afi yargiyan akdun be jurcehe akūhi,wang emu

gurun i ejen kooli be ambula hafuka bi,akdun jurgan

be jurcehe doro bio,bi inu kenehunjerakūofi donjiha

babe wang de gidarakūhendumbi(6).

引文内容,译出汉文如下:

从前黄忠与关公交战时,从马上落地后,关公未杀,令乘马再战,即便乘危杀之,也不算英勇啊?关公只是将军,而以义为尚,不违背诚信。王乃一国之主,博通规章,岂有违背信义的道理呢?我也由于深信不疑,故将所闻直言于王而无隐。在皇太极心目中,关公是一位讲信义的英雄,黄忠马失前蹄,关公其实不乘危*,国与国之间,必须诚信相孚,然后和议方能永久遵照。皇太极把《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治国、治军的方略,特别推崇关公,所以常举关公的故事来教育、训导大臣(7)。

清太祖天命年间(1616—1626),除设堂子祭祀外,还在兴京赫图阿拉东山顶上兴修了佛寺、玉皇庙、十王殿等庙宇。在宁古塔建造佛教、道教寺观7座,分别供奉观音、龙王、关帝驸马等神。清太宗崇德年间(1636—1643),民间长期顶礼膜拜的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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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菩萨、关帝等已先后跻身于萨满信仰的神祇行列,成为满洲宫庭及民间供奉的3大神祗,反映佛教和道教的神祗及礼仪,也开始与萨满信仰合流(8)。崇德八年(1643),在沈阳地载门外,敕建关帝庙,赐额“义高千古”。满洲入关之初,即在北京兴修关帝庙。清世祖顺治九年(1652),敕封关帝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加封关帝三代公爵,春秋祭祀。《关圣桃园明圣经》一书所载“关圣帝君世系图”谓关帝生于东汉桓帝延三年(160)六月二十四日,殁于献帝建安2十四年(219)十二月初七日,享年6十岁(9)。民间则以五月十三日为关帝圣诞,又称雨节,如遇抗旱,即因而日祈雨(10)。关帝圣诞,皇帝钦派皇子等人致祭。在锡伯族聚居的村屯中流传着一种民俗,每逢大旱,全村男女老幼,每人身背柳条一束,赤着脚,卷起裤腿,对着天呼唤求雨,然后齐集关帝庙,宰羊祭祀。

清朝崇奉关帝,将关帝与孔子并列,以孔子为文圣,而以关帝为武圣(11)。《奉化县志》有一段记载说:“世俗所以崇关帝者,或自为福禄之神,或惑于三国志演义小说。”(12)关帝传说,忠义感人,清朝崇奉关帝,确切是遭到《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小说的影响。清代皇帝提倡关帝崇拜,确实有其*目的,雍正八年(1830)七月十一日,《起居注册》记载一段谕旨,雍正皇帝命内阁在京城白马关帝庙旁选择吉地,为开国以来尽忠报国,完名全节的满汉文武大臣修建贤良祠,春秋祭祀(13)。雍正皇帝在京城关帝庙旁建造贤良祠,将已故忠君爱国的满汉文武大臣入祀祠内,其目的就是令当时及后世的臣民见贤思齐,为清朝效命。

乾隆皇帝提倡关帝崇拜,更是不遗余力。乾隆四十一年(1776),诏改关羽本传说号“壮缪”为“忠义”。乾隆四十三年(1778),奉旨重修承德府丽正门右关帝庙,改用黄瓦。明清帝王,崇尚*,*物件,皇帝之外,禁止使用,关帝庙改用黄瓦,是提高关帝地位的具体表现。汉大臣之中曾以“关帝”字样隐寓把皇帝关起来,或拘禁皇帝之意,语涉违碍,奏请改名。乾隆皇帝以关帝崇拜由来已久,可以听其自然。乾隆皇帝崇奉关帝,称关帝为关西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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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对关帝的崇奉,可以说是到达登峰造极的地步,关帝变成了天神,成为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的保护神,屡次显灵,每度过一次重大的灾害,清廷都要加封关帝,感谢关帝在冥冥之中暗加护佑。关帝庙与禹王庙、淮神庙、顾王庙、风神庙并列,每当暴风雨侵袭,地方水患,河工保护无虞,认为就是关帝等神衹的默佑,方能化险为夷。因此,水灾过后,清廷照例发下藏香,在关帝庙、禹王庙、淮神庙、显王庙、风神庙上香致谢(14)。当天地会首领林爽文率众起事以后,台湾府城安然无恙,据地方官奏报,是因为府城东门城楼上关帝显灵赐佑。大学土福康安带领大军安稳渡过台湾海峡,迅速平定乱事,相信也是关帝暗加护佑。乾隆五十三年(1787)七月十九日,乾隆皇帝颁降谕旨,台湾府城改建城垣时,即重修关帝庙,将殿宇扩建,使其轮换一新,但不可换塑关帝圣像(15)。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间,太平军数千人围攻福建宁洋县城,城内兵勇单薄,众寡悬殊,县城危急,但是太平军却屡攻不下。据知县禀称,宁洋地方崇奉关帝君已二百余年,太平军攻城时,众人见城上旗帜人马甚多,银刀排列,喊声震地,关圣帝穿着绿袍,状貌魁伟,来往指挥,太平军惊骇退散(16)。闽浙总督庆端认为县城化险为夷,实出关圣帝君神灵显应,护国佑民,因此,奏请钦颁匾额。

满洲称“爷爷”为“mafa”,汉字音译作“玛法”。《三国志通俗演义》中 “关爷爷”,满文译本作“guwan mafa”。关帝被满族亲切地恭称“关玛法”,在满族长篇说部中,“关据法传奇”占有重要一席。用满洲语讲述,边讲边唱,唱念相合,满族老幼多喜闻乐听。在满族社会中讲述的关玛法故事,内容丰富,包括关玛法出世于东海,盗马、比武等情节,其饮食用具、穿着衣饰及礼仪等都已满族化,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社会中,关帝就是一名颇具北方民族个性的神话人物(17)。在北方少数民族心目中,关帝和岳飞不同,岳飞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直捣黄龙的民族意识,引发北方各少数民族的深恶痛绝。在关帝的传说中,种族意识,并不浓厚,满洲化的关玛法,颇能为蒙古、达呼尔、锡伯等族所接纳。在明朝,岳飞与关公可以说是平起平坐的,两人同被供奉在关岳庙中,左关公,右岳飞,两人都居正位,后来关岳庙改称武庙(18),关公是三界伏魔大帝,岳飞是三界靖魔大帝。但是到了清代,关公的地位不断提高,清代皇帝褒扬关公的忠义神武,不但籍崇奉关帝来笼络蒙古诸部,也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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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辽东降将及关内汉族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希望天下臣民效法关公的既忠且义,共同为清代效率,以关公为榜样。到了雍正年间,岳飞的靖魔大帝匾额已被下令从武庙中搬了出来(19)。乾隆皇帝提倡忠君,更是不遗余力,崇奉关帝就是忠君思想下的具体表现。

清朝辽东地区,关帝庙到处林立,反应中国东北各少数民族的社会中关帝崇拜的普及。根据文渊阁写本《钦走盛京通志》一书的记载,可将乾隆四十七年(1782)之前盛京各属的关帝庙数目列出简表以下:

清代前期盛京各属关帝庙统计表

由前列简表可知乾隆四十七年(1782)以前,盛京各属关帝庙多达九十座,可以说明辽东地区关帝崇拜的普及。根据光绪十三年(1887)刊印《承德府志》的记载,可将承德府境内各关帝庙的分布及其建造年代,列出简表以下:

由前列简表可知承德府境内关帝庙总计三十六座,其建造时间,主要在康熙末年至乾隆中叶。雍正十年(1732),承德西南街建造的关帝庙,由雍正皇帝亲自题写庙额为“忠义伏魔”(20)。此外,据《辽阳县志》记载,辽阳县境内关帝庙,共计二十九座。东北地区,关帝庙林立,确切有其*意义。

佛教、道教思想盛行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多喜欢以佛、道神衹来为新生的婴儿命名,逐步构成一种风气。以乾隆朝《起居注册》为例,常见的佛、道神衹名字包括:佛保、神保、佛会保、三神保、七星保、千佛保、诸神保、众神保、那摩佛、福神保、文殊保、菩萨保、观音保、释迦保、弥勒保、韦陀保、地藏保、关圣保、关帝保、关音保、伏魔保、武神保等等不胜枚举。关帝崇拜普及以后,关帝不仅进入了萨满信仰的神衹行列,同时也进入了东北少数民族的日常社会生活里,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有很多人喜欢以关帝命名,目的是祈求关帝的默佑,以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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