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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朱元璋贡献一生最终却难以自保

2019-05-17 03:11:31

纵观刘基一生,可以说是一个书生从政的典型。他之参加元代的科举考试,明显是以之作为进身之阶,希望进入元代的官场施展自己的抱负,成就一番事业。这时,他是将元朝作为自己的“国朝”,在他心中,是没有民族轸域的。由于他出生于元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元初汉族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意识至此已经淡薄。为当朝服务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选择。

然而,刘基一经投身元代官场,却发现这是一个黑暗腐败、压抑人才的地方。失望之余,他只能家居读书,冷眼向洋,等待机会。朱元璋和他领导的军事团体的突起,使他看到了改朝换代的希望。在被征聘之后,他就决心为这个“明主”贡献自己的一生了。与朱元璋一样,他对自己跟随朱元璋所从事的反元斗争,并没有过分强调民族斗争的意义。他之从曾的元代官吏转而变成反元的坚定份子,安排自己行动的是“良禽择木而栖”的古训。而这个古训却与“为1君效忠到底”的伦理观念相矛盾。对于刘基的由仕元转而反元,社会上肯定有人提出非议。在刘基自己,这大概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结。以致后来为他写《敕建诚意伯刘公祠堂记》的礼部尚书姚夔,也不得不就此为他精心杜撰如下的辩解辞:

……独出处之节,或以尝仕元为疑,則不可不为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负豪杰之才,当元之季,以春秋之学登进士第,累仕累发,其竒輙不合而去,則先生非无意于用世,而世不能用,遂归隠括苍山中,以耕食为乐,盖元氏一遺民耳。及王师下浙西,搜罗人才,先生坚卧不出,亦岂无所见耶。既而吴汉角立东南,中原割据如蜂蚁,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心,诚不忍天下之棼棼也。矧高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预占于十年之前矣。因而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束帛朝临而夕起,一见之頃,首陈天命有在,髙皇帝敬而信之,自谓吾之子房,谋无不用,用无不效,卒成天下大业,厥功伟哉。夫元运去矣,为元氏遗民,犹迟迟不肯轻于他就,及不得已必择真主自辅,运筹决策,取天下于群雄之手,非取于元氏也。先生于此,盖亦审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于有莘之野,及遇成汤,幡然起而成佐商之功。圣贤所以汲汲于斯世者,岂有他哉?诚以畏天命悲人穷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即伊尹之心欤。伊尹无愧于桀,先生无愧于元氏。无愧于元氏,则无愧于出处之节,夫何疑哉?(《诚意伯文集》卷二十《敕建诚意伯刘公祠堂记》)

其实,不管从民族斗争的角度,还是从反暴政斗争的角度,刘基的“叛元”都不应该遭到谴责,而应该得到褒扬。刘基跟定朱元璋以后,即献出自己的全部才干和忠实。他出奇谋,定筹策,多次协助朱元璋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他参与历法和各种礼乐法规的制定,为新朝的制度建设做出了不可替换的贡献;他对朱元璋在人事方面的垂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事后也证明他的知人之明。直到临终还不忘对自己的皇帝尽上最后的忠告。他的谋国之诚,虑事之密,临机之智,运筹之精准,在明初文臣中几近无出其右。但是,他最后的结局却是悲剧性的:以被谋杀而与世长辞。原因何在?

刘基之悲剧结局的成因,既有他自身的失误,更多的是制度所造成,其中包括朱元璋这样的皇帝的思想和性情。

刘基虽然是江南文人集团的领袖,才华横溢,足智多谋,多年为两个皇朝服务,在官场摸爬滚打数十年,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脱尽书生气质,对官场的黑暗凶险既缺少透彻的认知,也没有苏醒的防范意识。因此对许多问题的处理就显出书呆子习气。你看,在朱元璋征召他的时候,一开始他故意拿架子,没有立即响应。这明显不是明智之举。既然在十年前你就算准了“金陵有王者起”,而今王者已站在面前,你就应该立即毫不犹豫地趋前礼敬才是,你的矝持,在朱元璋那里留下的肯定不是好印象:“我征召你出来做官,那是看得起你!一个无拳无勇的臭老九,你摆什么架子?”因为出身草莽的朱元璋本来就与知识分子在感情上有一定距离,刘基的作为就不能不在朱元璋心底播下不信任的种子。这一层,刘基大概至死也没有认识到。

到了朱元璋幕中,刘基自然是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赤诚,同时也想当然地认为,他自己也同时取得了皇帝的绝对信任,所以勇于在皇帝面前和盘托出心里话,任意臧否人物,不计后果。例如,当朱元璋问他对李善长、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等的看法时,他完全可以耍个滑头,说一句“知臣莫如君”搪塞过去,没有必要那末认真。要知道,在用人问题上,朱元璋有他自己的考虑,处在刘基的地位,他能对朱元璋施加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更重要的是,你没法保证你对皇帝说的话不传到被评判者耳朵里。果然,他与胡惟庸的结怨与此不无关系。

刘基文名籍籍,被江南文人视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洁身自好,从来不弄个人的小圈子,更不去结党营私,这一方面自然释去朱元璋的许多疑忌,不会对他施以杀头问罪的过激惩罚,另一方面也使他在朝中缺少知心朋友,没有任何奥援,一旦身陷危局,也就没有人挺身而出为之辨冤讲情。在他遇到两次被冤枉的危难时,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话。其实,当时只要有人出来说明事实真相,危难是不难化除的。这种情况之于刘基,难道还不是一种深深的悲哀么!

刘基的最大失误在于,在他服务于明朝的15年中,他始终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没有苏醒的认识。朱元璋起事取天下,主要靠的是如徐达、蓝玉之类曾一起光着屁股放牛割草的淮西老将,以及李善长之类最早投奔的淮西文人团体。作为后来入围的江南文人领袖,刘基始终处于一种“客卿”的地位。

朱元璋对他以及和他一样地位的人物,可以尊敬有加,可以虚心垂询,可以任命为御史中丞之类的高官,也可以得到诚意伯之类的显爵,但却很难进入朱元璋“自己人”的行列。刘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甫入朱元璋幕中,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视为朱元璋的“自己人”,说话行事,毫不避讳。他不明白,自己不仅没有淮西老将与朱元璋之间那份心贴心的感情,更没有淮西老将那些攻城略地、出生入死的功劳,也就没有了朱元璋对淮西老将的那份担待。只要他犯了一点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错误,朱元璋处理起来也会绝不手软。

但是,对自己在明代的身份地位,刘基却至死不悟,临终还不忘让儿子在他死后献上那份展示自己矢志忠贞的“密奏”。由于刘基自视“自己人”,他也就对来自周围的明枪暗箭疏于防范。他深知元朝官场的黑暗与凶险,因而以辞官家居躲避之。但是,当他身居新朝时,却基本上消除了对官场黑暗与凶险的警觉。大概在他心目中,这个新朝肯定是一片光明吧。他意识不到,这个新朝的独裁程度决不亚于旧朝,而官场的尔虞我诈、尔虞我诈也比旧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身处如此险境而浑然不觉,他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朱元璋将刘基比作汉朝的张良,时人也将他等同于张良,大概他自己也以此而自鸣得意,但实在说来,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却远逊于张良。试想,当他视之不屑而对自己又忌恨的胡惟庸送药上门的时候,怎样能够放心大胆地连着饮下这两幅来路不明的药物呢?俗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刘基抛弃了防人之心,成为“不设防的城市”,自然也就被宵小之徒轻而易举地攻破了。明代人廖道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他在对刘基和张良进行比较时,说了这样一段很有见地的话:

予观诚意伯集,慨然激叹,以为有子房之风,及诵我圣祖之言,亦曰吾子房也。夫子房椎击沙中,何异于伯温之愤方氏也。伯温受天文于邓祥甫,又何异于圯上老人之三畧哉。汉之元功大封,子房愿封留足矣,乃辟榖导引,明哲保身,始神黃石之术,终从赤松之游。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贞吉何其智也。而伯温乃徘徊容與,雉罹于罗,象以齒焚,岂其忠于国而弗智于身耶?刘基地下有知,实在应该将这段话作为“知音”而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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